现在回想起来，我印象中最深的是当时几个人白衣飘飘的感觉，那风不知道从哪里吹过来的，三个兄弟，还有那个总是躺在床上的印度人，以及他们零零散散的女孩儿，都微眯着眼睛，发丝与衣领相互摩挲，印象很美好。
那大概是1946年吧，兄弟俩干干净净地出现在我面前，大哥看起来很高大，狭长的脸上顶着一幅不知从哪里搞来的鸭舌帽，手脚都很大，坐下的时候谨言少语，大手规规矩矩地扣在膝头上，一幅乡下老实孩子的模样，而弟弟好像是十四、五岁，显得有些纤瘦，土布褂子显得有些大，可能是哥哥穿过的衣服。两人看起来都很听话，但脸上却透露着一股新鲜劲儿，他们旁边还有一个伙伴，跟大哥年龄差不多，小胡子很俏皮地往上翘，眼睛明亮，转个不停，看起来很活泛的样子，他让我管他叫小谢。三人跑到我这儿来找活干，也都算是我小时候一块儿长大的，但我毕竟大了两岁，而我是一只要跟更大的同伙玩的，所以其实也没太多交往。后来我似乎给他们张罗了几个差事，其实也就是在马路上背背货，干干体力活而已。那年月，外面的局势已经很紧张，很多人慌慌张张的，听说要又要打起来了。
没多久就听说他们都不做了，据说是老板跑到广东去了。三兄弟时不时还会来我这里看看，刚失业的那阵子还会很焦急，希望我再帮他们找找事儿，不久就听说有大老板让他们去帮工，三个都去了，收入还不错，不时给我带点洋烟什么的。让我没想到的是，不到一年，做弟弟的竟然带了两个小女孩过来，都瘦瘦弱弱的样子，说是同窗，也来上海做佣，被女主人欺负，弟弟看不过去，就跟女主人打了起来，最后只好到我这儿来，想问问我这里有没有认识的合适人家。我自然是爱莫能助。三人只好悻悻而去。我印象深的，是其中一个女孩，穿着白底碎花小褂，粉面小嘴的，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像花苞，我想老二这小伙子肯定喜欢人家，看着他跟她们说笑的时候，我竟然有些怅惘。
第二年，印度人出现了，他叫拉吉，中国话他能讲，但讲起来像一节一节火柴棍，硬巴巴的。拉吉比他们三个都大，甚至比我都大，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来中国，兵荒马乱的，印度不是刚刚独立了嘛。他像中国人一样抽了口水烟，说：我一个人出来了，家里人就少了我这口饭，就能活下去，我还能存钱给他们。他一来，就要盘腿坐到我的床上，斜依着，头上缠着头巾，黝黑的脸膛上，大眼睛跟长睫毛都很吸引人。他说在老家那儿碰到一个跑东南亚生意的华人，说上海如何如何之好，能赚大钱，把他给骗来了。他很想回去，但又说要赚够钱才能回去。小谢一直撺掇他娶个当地女人算了，一说起这个来，拉吉就很严肃，结结巴巴地语句里就夹杂了很多我们听不懂的词，然后我们一伙人就哄堂大笑起来。后来还听说小谢带拉吉上青楼馆子的时候，差点打起来的事儿。
不知怎么回事，中间的有些事情我忘了，共产党要来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四人都在给帮派做事，那次我去兄弟俩的住处送东西，正好拉吉小谢都在，一起吃橘子的时候，只听见外面很多吵闹声，往窗外一看，一伙人拿着棍子就来了。小谢不知从哪里弄出一把日本刀来，大哥也掏了根铁棍，刚走到门口，门就被踢开了。小谢就挥刀梭梭地砍了过去，翻腾跳跃，撩倒了好几个人，大哥跟他配合着，背对着彼此，从房间的这头直杀到房间的那头——那房间就像食堂一样大，地面光滑得很，两方在地上哧溜溜地跑来滚去，竟然没什么声音，那气氛紧张、激烈，却又冷血、利落，场面有点像后来看到的北野武电影。
我竟然不记得最后是怎么收场了。只知道小谢后来就不见了，做弟弟的最后一次来我这儿时，穿着白褂子，依然那么瘦弱。他在我这儿睡了一宿，说他们老板也跑了，他们几个正在筹备着弄个餐馆，不过那帮人又找过来了，还把小谢的一个手指头给剁了。他跟我借了点钱，给那小姑娘打了个电话，也给他哥打了个电话——他哥那次被保卫局抓了。打电话的时候，他笑嘻嘻的，但我却觉得有些惨状。
解放后，三个人都没什么音讯，唯一来看我的是拉吉，他是来告别的。据说上面要人到新疆去，说那边有石油，拉吉想做完这一次就不做了，正好可以从西藏那儿顺道回国。他还是穿着印度人的白色长大褂，缠着白头巾，眼睛还是那么精神。从他那里，我才知道那做弟弟本来要寻仇，但被新来的警察抓了，关了几天，不久他就当兵去了，那女孩怀了他的孩子，听说他当兵走了，也急急地跟着去找，怎么劝都劝不住。哥哥被警察放了，后来好像去了安徽六安还是什么地方，拉吉说不清楚，我也听不清楚。
1956年，我在汕头见到了小谢，如果不是他叫我，我差点认不出来了，他已经是满脸胡子了，显然他还在码头上混，不过主要是跟打渔人做生意，娶了当地的一个女人，名叫淑端的，当地少见的凤眼白肤。两夫妻热情地要我到他们船上坐坐，我记得那天我去码头时，夕阳照过来，咸咸的海风吹着，淑端和小谢都穿着白褂子，无端地飘着。拉吉死了，小谢跟我说，其实他没存下什么钱。他们通了几封信，信是请随去的人代写的，最后一封信中，拉吉说他在那里看到一只长着白毛的骆驼，孤独地围着土城转悠。风一吹，沙子就把它埋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天地白茫茫一片。拉吉死了之后，跟他同行的人把他的遗物寄给小谢，就是小布囊一个，里面有一只磨得掉漆的长鼻子象神，以及差不多十个银元。
当岸边的汽船响起来的时候，我就醒了，这时才明白，我投入了这么多情绪的回忆，竟然只是我梦中的故事而已。于是我要写下来，我写下来的初衷，只是一个深深的印象：那股不知从哪里吹过来的风，吹的人心绪飘扬，吹的人稀里糊涂，然后沙子一来，就白茫茫地一片，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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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刊的《读书》上，有一篇名为“现代性与现代化”的文章，把这连个相互混淆的概念厘清了。

现代性是理念，现代化是方法，是过程：

“一般观点，现代性早于现代化，现代性启蒙于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混沌于十七世纪，形成于十八世纪末启蒙运动。现代性的核心是马克斯·韦伯所言的‘祛魅’过程，是摆脱愚昧、迷信、专制，而追求理、科学、自由的过程。即，现代性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一种时代精神，是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法治精神，是自由、民主、平等的体现。”

如此说来，我们依然还处于一种愚昧状态……前几天看到美国教授William A. Joseph（邹伟廉）拍摄于1972年的中国的照片，从照片中看到，我们中国人就真的长着一张可以说淳朴、也可以说是愚昧的脸。那些脸庞上，显示着一种对于自身的命运，以及对于整个人类的命运茫然无知的状态，我们的长辈浑然不知世界到底已经怎样，我们面朝黄土被朝天，我们像动物一样生活与天地之间，茫然无措。

在那个镜头下，我觉得我们还处于一种中世纪的状态，有人称那是一种“前现代”的状态，现在拍摄的那些照片，我们看不到这种奴性。——也许是因为我们自己拍摄自己，看不到自身的奴性而已。但如果是老外拍摄，那么一定会出现某种顺从的、安分的、勤劳的、善良的的脸庞，那是一种拥有悠久专制记忆的脸谱，有太多的历史、太多的传说，隐藏在那些模糊不清的脸庞上。

现代性，一个离我们多么遥远的词汇，而现代化，却正发生在我们身边……也许所谓“现代化”，只不过是借来的名词，它的重点应该在于“化”，变化的化，它带来的，将会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但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参与其中，或者说席卷其中。有些东西会失去，有些东西会出现，谁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1000年前，杜甫如是说。

补充：
《新视线》10月刊，附送的别册《中国·一九七二》（China in 1972），里面有邹伟廉教授在1972年拍摄的部分图片，以及我做的专访。邹伟廉教授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获亚洲研究的博士学位，现任威斯利学院政治系教授。值得一提的是，威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是美国最著名的女子大学，宋庆龄三姐妹都毕业于这所学院。

现在贴上部分采访内容：

1972年的中国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

是我所遇到的、接待我们的人们的友善和热情。他们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国家而努力地工作，尽管当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被紧紧地控制着，与外界隔绝着。

照片中有您在中南海会见周恩来总理的情形，您对他的印象如何？他当时都说了些什么?

能跟周恩来总理碰面我感到很荣幸。我们大概跟他见了四个小时，从晚上11点到凌晨3点，因为他通常喜欢在晚上工作。之前已经有人为他准备了一些我们每个人的背景资料，在这四个小时当中他跟我们每个人都谈了一会儿。我们从那里来、研究中国哪方面的事他都知道。他还知道我对唐山的研究，尤其是曾经被英国控制的开滦煤矿，周总理就问我觉得唐山怎么样，还跟我们说煤矿收归中国后，他跟英国政府会面的情况。

我非常欣赏周总理。感觉他知道的事情很多，而且人很亲切，又有幽默感。我们团队有差不多30个人，但他就是有能力把整个对话和会面气氛变得好像是跟我们每个人一对一的在说话。值得一提的是四人帮中有两位成员当时也在场，就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但他们话不多。 乔冠华当时也在。

中国再次与世界发生联系是通过与美国的互动，但在您的照片中随处可见反美的标语、海报以及政治漫画 ，当时您看到这些宣传画时是什么感觉？您对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怎么看? 

我对其中一张海报的印象特别深刻。我在1972年回去美国的时候，每当我演讲的时候也一定会给观众看。这张我在广州看到的海报上面写着“全世界的人团结一致，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我对反美宣传并不觉得反感，有一些我甚至觉得挺好笑的。我知道很多这些信息都是冲着政治而来的，例如当时的越南战争，我也是十分反对的。我也知道有很大一部分的宣传都是被中国政府夸大了，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但当时的中国根本无法从任何途径获得更准确的信息。

在唐山，甚至有人为我们特意准备了一个蛋糕，上面竟然写着“支持美帝国主义！”，这成为了我整个旅程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更多内容，请去看《新视线》2009年10月刊，第9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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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从一些网站上看到我的家乡——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爆出镉污染事件，7月30号几千名村民围攻镇政府。

这让我吃了一惊，没想到污染竟然跟我的家乡有关。同时我立马联想到我们村里的化工厂，就在以前的白马庙（村里唯一的土庙）后面，一片很大的厂区，那里原来我家的三分旱地，种了些甘薯、凉薯（一种甜甜的薯类）以及一些茶树。少年时代，我曾在那里为白薯除草、翻藤（甘薯长到一定时候，就要将它们匍匐在地上的藤翻过来，然后除草、施肥），那儿还有我家的几株茶树，春天时我还要去摘茶。有时候我还在早上到这儿来放牛，光着脚踏在绿油油的草面上，牛在田坎上吃草，总是趁我不注意，偷偷舌头一卷，卷走几根青青的水稻苗，这时我就会用牛绳扯它两下，或者用鞭子抽它两下。茶树旁边还有皂荚树，树下就是白马庙——说是“庙”，其实就是由几个砖头垒起来一米高的、上面象征性地盖了几篇破瓦的假房子，每年的大年初一，每家的男主人都要拎只公鸡，带上香烛、鱼肉和白酒，到庙前祭拜一下，算是一年的开始。庙的前面，就是一条土路和一条溪涧，我小时候曾在那条溪涧里建了个“大坝”，然后把溪水搅浑，再把水泼到岸上，然后那些小鱼就噼哩叭啦的出来了……唉，现在这些，都没了。现在，村里的小孩，都没地方玩这些了，村里已经建了两个花炮厂，一家化工厂，水泥路几乎铺到了每家每户的门前。每次回去，几乎都感觉不到那种山林之间的氤氲之气了。

镉污染新闻中被村民围攻的镇头镇，离我的那个村子只有十多里的距离，那个镇子是整个浏阳西乡的中心——浏阳分东西南北四个大乡，每个地方的语言都不尽相同，尤其是我们西乡，我们讲的是湖南话，靠近长沙话，而其他三乡则讲浏阳话。浏阳话不属于湖南话，而是一种江西话、客家话与广东话相结合的语言，据说是属于赣语萍浏腔。这个小镇大概有万把人口，80年代，小姨和姨父就在镇上税务所里是同事，开始悄悄谈起了恋爱，我大概三、四岁的时候跟妈妈去过那个税务所，印象中全是木头房子。镇头也是我少年时代常逛的几个热闹之处，那时候几个伙伴骑着自行车，拖着泡沫箱子，里面装着绿豆冰棍和雪糕，一路卖冰棍，一路玩耍，旁边就是浏阳河，有时还会下去潜水摸摸鱼。镇头的集市也是西乡最大的集市之一，每到赶集，路上全是穿着簇新的青年男女，以及开着三轮拖拉机、骑车单车、推着土车的小贩。赶集就像过节一样，是当时我们最心向往之的日子。

只是没想到，引起回忆的，竟然是一则家乡被污染的新闻。

浏阳市镇头镇的地理位置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浏阳镉污染事件缘起于5名村民的死亡。2009年端午节，44岁的镇头镇双桥村村民罗柏林去世，此后一个多月内，村民阳树枝、熊世森、唐海深和周树其相继去世。5名死亡村民中， 有4人都是湘和化工厂工人。 7月28号，几百人开始到镇政府前抗议，最初政府还不予赔偿。

这个工厂名叫“湘合化工厂”，本来是生产硫酸锌的，由镇头镇政府招商引资引进，2004年4月正式投产，当时设计的是生产硫酸锌粉末和颗粒，但在2006年未经审批的情况下，私自上马一条金属铟(yin，“一种金属元素，质软，能拉成细丝。可作低熔合金、轴承合金、半导体、电光源等的原料”)的生产线。“镉污染在重金属污染中排名第二”。“镉是生产硫酸锌的副产品。”中南大学土地与环境管理学院院长戴塔根介绍，镉属于高毒性金属，被镉污染的空气和食物对人体危害严重。镉往往与锌伴生，在利用次氧化锌与硫酸进行反应生产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置换出镉。

南方都市报《浏阳镉污染始末》：“听说村里受污染，儿子的女朋友也不嫁过来了。”

竟然还有人计较政府的得失：《浏阳镉污染的政府得失》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上，村民说：“上个月底上访的人，在媒体离开后，很多都被抓了，至今仍没有被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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