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政治家Pablo Escobar
在他的事业发展到占据了这个国家经济的三分之一的时候,他决定要进入政界,Pablo Escobar是那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的聪明人。1982年,他以自由党的身份当选候补国会议员,他的政治口号是“为民做主的人,注重做事的人,说话算数的人!”。他继续推行名为“没有贫民区的麦德林”计划,兴建大量住宅,送给所有愿意去他“公司”工作的穷人。他被塑造成一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他通过租赁自行车和漫画、转卖二手汽车、乐透彩票和房地产而发家致富。他从不显得傲慢自大,也从不疏远人们。面对三、四个记者的同时采访,他会反复练习上百个问题的答案。从他嘴里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他事先自己动手写好了的,也就是说,只要是他承诺什么,他就会做到什么。面对民众,他说:“我保证给球场加照明灯,让教堂敲出钟声,让学校粉刷一新”,然后第二天他就开始工作。没有政治家可以做到这一点,当然也从未做到过。
作为政治家的Pablo Escobar总是穿得很简单,经常是蓝色牛仔裤配运动衣,常常出现在足球赛场上。事实上,他身材魁梧、骠实,像所有热情的南美人一样,他留着一撇浓密的漂亮胡子,他的眼睛是那种让人迷惑的棕灰色,有时冷酷,有时真诚。据说他非常喜欢美国歌手Elvis Presley(猫王),曾自称为“哥伦比亚的Evils”。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所到之处都受到人们热情欢迎。他的保镖后来回忆:“当我在那不勒斯庄园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像一位上帝。他是那种很有权力感的人,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他曾经的一个情人Virginia Vallejo(维吉尼亚·瓦勒约)说:“他有很大的野心。他爱自己胜过于民众对他的热情。不过,他仍然是哥伦比亚唯一一个对群众最慷慨的富人,这个国家的富人从来不会给穷人哪怕一个小小的三明治。”(Vallejo是哥伦比亚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在2007年9月她出版了一本名为《Loving Pablo, Hunting Pablo》的回忆录。1983年,Escobar在接受了Vallejo的访谈之后,很快就和后者陷入情网)
Escobar周围的人从不怀疑他有成为总统的梦想,他一生都追求金钱与权力,尽管他早年曾是窃贼、杀手和毒贩。“他出生在一个很多事情是非法的、但却被普遍接受的哥伦比亚社会里,他确信那些贸易终究会变成合法的。”他的御用摄影师El Chino(埃尔·奇诺)说。
早在1979年,哥伦比亚国会就通过与美国签订的引渡条款(the Extraditable),这让Escobar坐卧不安。“宁可进哥伦比亚坟墓,不可蹲美国监狱”,他开始在媒体上抨击总统卖国:“我们的行动是替国家分忧解难,是弥补政府的无能。我们的存在,正是给广大的工人和农民提供机会、带来实质利益,反而有人要消灭我们!”
于此相对应的,是麦德林大学法学系的一位学生的支持:“其实我的父母也是流入麦德林市的农民。贩毒集团虽然是一种罪恶的存在,但他们给失业者以救济,给贫民以住房,这些都是政府所难以做到的。我有时认为这是一场旨在摧毁政府特权的革命,我也许有一天也要参加他们的行列。”直到1983年之前,总统都没有签署这一个条款。
四 他的战争
后来的故事表明,1984年的司法部长之死,仅仅是Pablo Escobar与哥伦比亚政府之间那漫长战争的开端。也是在那一年他女儿出生,“从此一切开始变的有些糟糕起来”,他的保镖说。1988年之后,他再也没能在儿子和女儿的生日宴会上出现。

1983年警方拍摄的Pablo(左), 1976年初次入狱的Pablo(右)
司法部长的死源于他的一次演说。这位名叫Rodrig Lara Bonilla(罗德里格·拉腊·博尼利亚)的新任司法部长在议会的一次听证会上揭露出身为议会候补议员的Pablo Escobar是臭名昭著的麦德林卡特尔贩毒集团(Medellín Cartel)的第一号头目,并将其混进议会斥为“哥伦比亚的耻辱”。Escobar本来写了提案要对司法部长进行弹劾,一看形势不对,只好先行退场溜走。
正是在Lara Bonilla的揭露下,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以Pablo Escobar为首的“麦德林卡特尔”竟然如此庞大,光每年走私到美国的可卡因竟然数以百吨,手下从事贩毒的人员竟然达2.5万多人,他们在恩威加多拥有一支3000人的私人军队。那些政府官员要么被打死,要么被收买,几乎没有警察能够对付他们。一个18岁的哥伦比亚年轻人,只要从事一种“工作”——杀人,就可得到汽车、女人和住宅等一切。“他们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凶恶、最危险、最残暴、最大胆,但也是最有钱的犯罪组织。与这个集团相比,美国的黑手党就像小学里的学生,日本的山口组就像教堂里的唱诗班。”美国禁毒局的官员说。
实际上,深受毒品之害的主要是美国。对于穷困落后的哥伦比亚来说,在八十年代初咖啡价格下降以及纺织业萧条的情况下,毒品走私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反而缓和了社会经济状况。因此哥伦比亚政府不得不一边在美国的压力下对麦德林卡特尔集团进行打压,一边又与之展开周旋,这对美国方面来说显得有些三心二意。
1983年秋司法部长Lara Bonilla上任之后对麦德林卡特尔集团展开了一系列打击行动,最终却被媒体认为甚至比不上“一只西红柿的威力”,而Escobar却在巴拿马总统提供避难处与政府举行了秘密谈判,并最终达成了某种交易。情况似乎有些缓和,但1984年4月30日晚Lara Bonilla在回家车上被枪杀的事件改变了这一切。哥伦比亚举国悲痛,此后在美国的参与下,政府与麦德林卡特尔进入了全面战争的状态。
在这战争的胶着之中,竟然演出一场真实的“无间道”。Pablo Escobar曾派了一名代号为“维他命一〇”的人打进了秘密警察内部(这也是Escobar总能临阵逃脱的原因),而贩毒集团内部也被警方安插了一名卧底,缉毒局局长Jaime Ramírez(海梅·戈麦斯)掌握了这些情报,不过还没等他采取行动,就被Escobar暗杀了。
那几年Escobar制造了无数起枪杀、爆炸案,麦德林成了死亡之城,媒体上的头条会出现“昨日无一起谋杀案”。影响巨大的包括因多次发表社论、尖锐抨击贩毒活动的《观察家报》(El Espectador)总编Guillermo Cano Isaza(吉列尔莫•卡诺),他被乱枪射杀在下班路上。还有此后上任后不久便被迫卸任的新司法部长Carlos Mauro Hoyos(卡罗斯·毛罗·奥约斯),他被杀手折磨了6个小时,在断气之前,已经被剐掉了耳朵和眼睛。另外,1985年的“4·19游击队”在最高法院的爆炸案,目的只是为销毁对麦德林卡特尔集团的起诉证据。他还制造了1987年11月的一次客机爆炸案。这架波音727型客机在波哥大国际机场起飞不到5分钟的时候就发生了爆炸,机上10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事后麦德林卡特尔宣称,他们只是为了处死乘坐在这架飞机上的5名告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