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天地的杂志《Zing新》写的，很长，不过终于发飙啦！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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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建制到新美学
Text / 易洪波
四十年前，“大嘴”Mick Jagger上街了：他跑到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前游行，反对越战，然后兴冲冲地写下了可能是史上最有名的抗议歌曲《Stree Fighting Man》,歌词说道：“在昏昏欲睡的伦敦，贫穷的街头少年除了唱唱摇滚，还能干什么？”
那是“摇摆伦敦”(Swinging London)的60年代，消费时代刚刚到来，年轻人留着长头发，穿着花衬衫，抽着大麻，整天嚷嚷着“爱与和平”。
转眼过了十年，有人跑到台上大喊：“我要摧毁它、锤扁它、砸烂它。”他们就是臭名昭著的Sex Pistols，没有一个乐队比他们更“烂”：发型怪异，衣着破破烂烂，在电视里满口污秽，咒骂所有的一切。“1977，没有猫王，没有披头士，没有滚石。”The Clash唱道。那是愤怒的年头，摇摆不再，伦敦已经被燃烧，只有朋克在呐喊。
事实上，作为七十年代最显著的青年亚文化运动，朋克最初起源于美国。 “朋克”（Punk）一词的原意是边缘人，如流氓、废物、混混等。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The Velvet Underground开始在民谣中实验一种极简主义的声音艺术，以区隔于当时流行的华丽摇滚（Glam Rock）,这就是最初的朋克。美国的朋克音乐一直具有地下性质，那些崇尚简单朴素的实验音乐人聚集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CBGB俱乐部，比如最早定义了朋克“三和弦理论”的Ramones、有着“朋克诗人”气质的Patti Smith、以及热衷于色情装扮的The New York Dolls等，后者于1974年的伦敦之行直接催生了SEX Boutique以及Sex Pistols乐队。正是Sex Pistols喊出——而不是唱出——那个时代的愤怒，朋克音乐才浮出地面，掀起一场文化革命。
如果说摇滚乐是对主流社会的反动，那么朋克乐则是对摇滚乐本身的反动。七十年代，经济开始衰落，主流摇滚乐却迷失在一片云蒸雾罩中，对大麻的依赖，使得Pink Floyd和Led Zepplin的音乐变得冗长而繁复，这个时候，简单就是一种反动——你只要会三个和弦，加上一个怪发型，扯破喉咙喊几句，就可以掀起一场音乐革命。“这些六十年代的百万富翁乐队在高唱爱，但是对靠救济金过日子的人，不用唱爱与和平这些狗屁。我们必须与超级乐队的体制斗争。The Who和Rolling Stone令人生厌，他们再也无法提供给年轻人任何东西了！”正是以极其简单、直接、粗暴、以及颠覆到令人不耻的方式，Sex Pistols投下了“自猫王之后的第二颗炸弹”。他们就像恶作剧的孩子，故意在T恤上写着“I Hate Pink Floyd”，公然把安全别针插到女王画像的鼻子上，用各种污言秽语挑战着社会的忍耐度，以此表明彻底的反叛性。比Sex Pistols更具深度的The Clash则穿上印有“恨与战争”的外套——他们不相信60年代的爱与和平的天真，恨与战争才是这个世界的现实。
相对于纽约地下朋克的简单朴素，伦敦的街头朋克则更为嚣张、粗暴，更具混不吝的流氓气焰。两地的不同之处在于：纽约的朋克主要来自前卫艺术家和民谣诗人集中的格林威治村，具有精英气质，自六十年代之后，以Bob Dylan为代表的摇滚乐不再充当社会运动代言人的角色，音乐作品不再涉及时代话题，“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而伦敦的朋克则主要来自底层工人阶级的失业者和青少年，面对70年代的经济萧条与石油危机，他们更多地继承了自1968年之后所形成的街头政治传统，奉行“造反有理”，用政治介入音乐，反抗社会。这种差别更为显著地反映在对街头时装的影响上，伦敦一直被视为街头时装的发源地，这自然与“朋克教母” Vivienne Westwood为Sex Pistols打造出来的刺猬头、破布、皮夹克、别针、厚底靴等经典朋克形象有关。没有伦敦的朋克运动，就不会产生街头时装。而纽约的地下音乐对时装的影响，则一直要到90年代，随着贫民区黑人嘻哈音乐（Hip Hop）兴起，才得以扭转。可以说，伦敦的朋克运动具有“入世”的街头精神，而纽约的朋克则始终保持着“出世”的地下气质。
顺从或不满，或起而反抗——任何一种流行音乐都需要面对社会进行选择。Bob Dylan用木吉他和口琴唱出了六十年代的反抗歌曲，John Lenon说：“他用音乐表达思想，而不是情感”。此后的摇滚乐带着强烈而深刻的社会批判，一改猫王时期的单纯娱乐，充当起青年人反文化运动（Counter Culture）的主要武器。朋克从诞生那天起——就如同The Clash用赤裸裸的文化大革命式的政治口号喊出：所有的权力都在富人手里！——继承了摇滚乐的反叛性，并以最彻底的态度肢解了摇滚乐本身。
作为一种亚文化运动，这种对于体制的不满与反抗，不单单体现在音乐上，还体现在衣着风格方面：将头发剪成细绒毛，并染上令人吃惊也很不自然的颜色：通常是非常苍白的黄色，有时是红色、绿色、橘色或淡紫色。脸颊擦上发青的白粉、涂上黑眼圈，并抹上暗色调的口红。他们喜欢红色、黑色、白色的衣服。朋克族穿黑色皮夹克以及有金属扣饰和多余拉链的牛仔裤；T恤上印有粗俗的字眼和黄色或暴力图案（通常是强奸或谋杀的图像）。他们以人工方法撕破和弄脏衣服，然后用特大号别针将破布别在一起，露出苍白的、不健康的，甚至有抓伤和打伤的肉身。他们喜欢用狗链或脚踏车链做装饰，绕着脖子拉紧或把两只脚绑在一起。朋克女孩也作如此打扮，或穿上热裤、两侧撕裂的裙子、紧身的安哥拉羊毛衫以及钉子高跟鞋，而她的男友则嗜好沉重的‘踢屎靴’（Shit-Kicker boot）。时装学者Alison Lurie对朋克风格的作符号语言学的描述，她认为朋克风格与学院风格（Preppy）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社会态度，前者代表向社会抗议，后者则对社会表示服从。
这是新的传统，是自Teddy Boy开始的发明：他们恶意模仿传统英国绅士，吊儿郎当地穿着似乎是从Savile Row偷来的正装，却配上劳工阶级的紧身窄裤，一双锐利的尖头靴，这就是所谓的“佐特装”（Zoot Suits）的来由。亚文化圈子的某些特性与帮派分子比较相像，他们有意识地选择、并篡改物品的固有意义，用以作为小圈子进行身份识别的标志。就像“小绵羊”踏板车（vespa）象征着the Mods的“时髦”，而安全别针和撕破的衣服对则表达着朋克一族对传统美的破坏，这种帮派理论同样适合于后来的嘻哈音乐与街头潮流的相互关系中，只不过嘻哈服饰没有朋克服饰那么具有攻击性与反抗性罢了。
Vivienne Westwood 说：“服装是表达每个人的一种方式。”经过了嬉皮士的长衣飘飘和华丽摇滚对于身体性别身份的肆意改造，到了她这里，撕破的牛仔裤对于传统主流时装的反叛，已经同粗糙而爆裂的“三和弦”一般，是对最彻底的。实际上，朋克风格是一种“反时装”的时装革命，一如朋克乐也是一场“反摇滚乐”的摇滚乐革命。今天，撕裂的布、磨损的边和涂鸦一般的印花已被视为正常，这都要归功于Vivienne Westwood在三十年前所一手推动的革命。
台湾著名乐评人张铁志在《声音与愤怒》中说：流行音乐的本质就是，一旦具有高度原真性、从某种青年亚文化胚胎诞生出来的创作开始受到欢迎时，这个创作者、这种音乐类型就会开始被商业体制吸收、榨干，直至缺乏活力而被抛弃。纵观摇滚乐史，哪个不是如此？从民谣、摇滚、迷幻、华丽摇滚、再到朋克，莫不如是。The Clash的主唱Joe Strummer后来在检讨朋克的衰退时说：“朋克只是另一种流行，它成为所有不应该成为的东西。”
这与时装学者Joanne Entwistle的分析何其相似：“‘符合潮流的’或者‘时新的’事物——总是那些区别主流文化的东西。一种风格一旦被广泛地接受，它就不再是‘不同的 ’因而也不再是‘时新的’了。今天，这种不可避免的变化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过程，时尚工业总是不停地发掘每一个季节的‘新面孔’。这是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相互建制的过程，也是相互破坏的过程。”
六十年代消费主义的到来，每一种摇滚音乐都会产生一种与之相对应的时尚潮流。亚文化就是以对音乐与时尚的操纵策略，来延缓其内生的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最大的问题是“焦虑、身份认同的危机”，确定性的丧失使得一切都是急速旋转的，像巨大的漩涡，日益增长的碎片感和混乱感，使得消费提供了许多应付的方式：时尚既可使大家可以暂维持差不多的样貌，又使彼此产生区隔。与音乐语言一样，衣着是一种可见的身份隐喻，而区隔是它们的共有特征。“对消费的增长以及市场越来越分散为各不相同的‘趣味市场’被消费的已经不再是商品本身，而是对商品的想象。”
这多少与所谓的“文化经济”有关。文化与经济并不是毫无关系的是杂交共生的。“它们相互参与对方的建构”：一方面，没有哪一种行为是单纯“经济性的”，因为一切经济的举措都会牵涉文化；另一方面，所有的“文化”也都是用某种方式“被制作出来的”，其中有许多还是被大批量生产出来的，因此文化也是经济举措的产物。所谓“意义”，实在经济的平台上（如商店、工厂）被生产出来的，并且，它还贯穿于整个经济过程与经济实践。正是这种文化经济的兴起，使得朋克运动从大众参与的生活（life）异化为小众对生活方式（lifestyle）的消费。
Sex Pistols一边骂骂咧咧要反对摇滚大明星时，自己却变成了众人热烈追捧的摇滚大明星。摇滚乐的消费主义的特性使得商业化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朋克运动，不说Vivienne Westwood通过SEX Boutique对主流时装进行观念上的革命。早在1977年，英国设计师Zandra Rhodes把朋克服饰的一些元素融入了自己的发布会，通过运用一些明亮的颜色，用金色的安全别针和金链子，以图得到富人和名人的接受与认同。其后的 Jean Paul Gaultier亦把Sex Pistols的“内衣外穿”风格沿用到麦当娜身上。Marc Jacobs曾坦承Vivienne Westwood对他的深远影响，无论是早期所开创的Grunge风潮，还是后来的涂鸦LV包袋，都脱不了对朋克时装的学艺。因此，主流时尚与街头风格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起来。在这其中，不难发现大型跨国公司的身影，他们所关心的是对设计师们作出要求，即确保他们的一些设计必须流行开来，而且他们的设计必须足够的简单，只有这样才能很容易地被转化为批量生产的街头款式。这更加模糊了高级时尚与日常时尚之间的界限。
反体制化是每一代青年亚文化兴起的缘由，在全球化盛行的今天，时装工业越来越ZARA化，快速消费、大量生产、流行周期越来越短。在这样的时装环境下，有可能出现一种新的“反时尚 ”的时尚运动吗？尤其是在北京，那种搜寻诸如回力鞋、梅花运动衣等计划经济时代所生产的朴素物品的潮流正在以一种隐秘的途径获得越来越多的注意。今日的北京，一切的发生都在新与旧的混陈中，那些在五道口或者鼓楼的小型live house里成群结队的年轻人，一边唱着Ramones一边唱着中南海，他们身上是否能混生发酵出新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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