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弟弟结婚,叔外公打来电话,说他们提前一天到。
说起叔外公来,他是我母亲那个家族里最有知识的,是60年代非常罕见的大学生(关于文革前的大学生,我记得小时候有个“女颠子”(疯婆娘),经常在我们附近几个村里讨饭,一进门就要洗脸洗澡,在大庭广众之下,浆浆洗洗地弄很久,成了远近闻名的笑话,人们在捉弄她的同时,都说她是解放后的大学生呢,现在想想,她变成这样,全是文革造的孽啊,那么不怕丑地当众洗澡,也许是为了“彻底洗心革面”吧)。印象中他说话平声静气,比乖戾的外公更亲切一些,因此有留了点期盼。
婚礼前一天,我们一家子前前后后忙碌着。我从隔壁家借东西回来,经过电视机房时,瞥见有陌生人坐在里面,心想是叔外公一家子,于是过去打招呼。上次见叔外公是09年年底,外婆过世时的葬礼上,为此我还拍了照片。这次见他老人家,显得更老了,叔外婆也是,走路已经有些蹒跚,眼神也变得浑浊,但当他们拉起我的手来,传递过来的却是热乎乎的温暖。旁边坐着中年女人,我想就是雯姨了。我大约十岁的时候,她来过我家看望还健在的姥姥,那时候她还是20岁不到的姑娘。我家下着雪,她带着我们兄弟俩在门前扫雪,隐约记得很清秀的模样。这回再见面,她已是40来岁了,我根本就认不出来了。我们几乎是陌生人相见。她比我印象中略黑而瘦,模样仍很秀静,只是经过了些许风霜,生活似乎出了点问题:只有一只眼睛正常,另外那只眼睛像被上帝调错了方向,被极不和谐地嵌在她脸上。仅有的那只眼睛显得深而沉默,修长鼻梁与两边的法令纹传递着生活的忧郁和坚强。我不敢和她对视,怕打扰了那难得的忧郁,只是热情地问好、寒暄,她亦友好地跟我打招呼,就像陌生人刚刚认识那样。好在叔外公外婆会问长问短,而坐在雯姨旁边的姨父,则比较开朗、随便,就像隔壁在生意场上跑来跑去的大叔。
不久叔外公就提出想去对面“角山背”的姥姥(叔外公和外公的母亲)墓前去一趟。于是就捎了两挂爆竹,由雯姨父开车,我带着他们来到山上的姥姥墓前。上一次来上墓是过年的时候,过了大半年,如今已是深秋,墓前的草木却都茂盛,附近的小花炮厂还在上班,人声喳喳,却愈发衬出了山坡里的宁静。我把爆竹摆在墓左边的油茶树底下,待他们走到墓前再点燃,于是噼里啪啦地一顿脆响。
那是一个有点清凉的午后,山中幽幽地有些小风,鞭炮的声音在平坦的山谷里,响得有些清脆,脆得使人魂颠神失。
叔外公、叔外婆、雯姨,三个人站成品字形,肃穆地向他母亲的墓鞠了三躬。“娘啊,隔了两年没来看您,对不住您啊。今天借着洪卫(我弟弟)的大喜之日,我带小雯来看您来了。自您过世之后,她都没来看望过您,望您在天之灵,能体谅我们,也请保佑我们大家平安健康。”叔外公喃喃地说着,然后良久沉默。
“20年了”,叔外婆颠声说,“娘啊,已经20年了,真快呀,一晃就过了。”
“我们也老了,过不了多久,可能也要来陪您老人家喽!”叔外公略带轻松地说。
然后又是良久的沉默,三人就那么站在墓前,沉默着。
我稍一转眼,就瞥见雯姨眼角含着眼泪,无言,躬身,风吹过她的头发,任其拂过面庞。
突然就有一种莫名的哀伤。
这是我遇到过的真正的哀伤——这种感情真的是自然流露出来,不是葬礼上那种为仪式而表现出来的。我看着这一家三口,寡言少语,声调平缓,一言一行都流露着认真和笃定。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那种纤弱与伤感,他们不像外公一家这么张扬,喧嚣。他们住在平江,浏阳以北,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县城,他们的家风也跟那个县城一样,低调,内敛,不紧不慢,从容不迫。叔外公毕竟是读了大学的,修养要比外公好,他的三个女儿,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就比较朴素、雅致。雯姨的眼泪,只是静静地淌在那沉静如蓝的眼眶中,并没有流下脸颊,但给我的震动却远胜于我妈的嚎啕大哭。我甚至觉得雯姨比我母亲更能贴近姥姥,虽然她跟姥姥之间,并不像我母亲跟姥姥之间那么亲密(母亲六岁以前都是姥姥带着,即使六岁后从衡山到了浏阳,也由姥姥带了很长一段时间)。叔外公、叔外婆,以及雯姨,于我而言,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存在,在我的成长记忆里他们只是偶尔的出现。但不知为何,他们竟然会那么肃穆地鞠躬,雯姨竟然会默默地流泪,而这,竟然令我如此感动。或许,只能怪这无声的秋天,怪这忧伤的季节。
总之,那个清幽的下午,山坡上的那一幕久久地印在我脑海里,以致于弟弟婚宴上的喜庆气氛,也没能冲淡那忧伤。也许,我们愈是成家立业,就愈衬出了生命的凋零与消逝。愈欢乐愈忧伤。于荒烟蔓草中,默默地鞠上的三躬,草木离离,人影疏疏,此情此景,竟让人感念万分。仿佛亘古无常中,蓦然瞥见了真正宝贵的那些瞬间,那些足以慰藉一生、心心念念的瞬间。
婚礼前一天晚上,天下着小雨,在鼓风机撑起来的帐篷下面,我们跟亲戚、朋友、邻居们吃饭聊天嗑瓜子。大家都说弟弟这门亲事特别好,尤其是弟媳带了一台小轿车作嫁妆,这可是村里头一遭,几乎人人称羡,父母这回总算长了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