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买了本《Lens》第四期，这期还不错，至少在城市上扭转了第三期的弱势，以及类官方的文本风格，重新又回到了Lens所擅长的那些领域。在标题上，就极为突出，比如大马士革的标题“二十世纪之后是十世纪”，以这样一个诗意的句子准确地描述了阿拉伯世界的停滞和失落。这句话来自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Adonis），文章的作者是朱英豪，一个摄影记者，最近张葱策划了一个“对照记”，找的就是他，另外一个是邓云。朱的文笔之好，出乎我的意料。文风也是很典型的Lens风格，显然是跟编辑沟通了很多次的结果。

Lens的标志性之一，是他们长篇的图注，我早在09年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并将其视为一种“文本策略”。图注是一个尴尬的文体，处在图片与文字之间，一般是为图片服务，做一些必要性的解说。但Lens式的图注，却相对比较独立，加入了很多写作者的阐述意图，经常在描述完图片的内容之后，还会抒发性地说一些情感、故事，甚至引述与图片关系很弱的话语。在一重重解释、诠释之外，可以感觉到作者的情绪与思维，如果读者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反感的话。这种文本策略对我而言，产生了两种方向的思考：一个是促使我发现一些未知地带，图注是一个先前容易被忽略的领域，但lens发现了这个小地方，并且将其经营成一种文本风格，作为这本杂志最突出的标志。这不能不引发我对它的肯定，以及思考：是否还有其他可能性呢？另一个方向性的思考是：这会不会是一种“过度诠释”？图片是讨厌被诠释的，因为图片本身就是一团被处理过的信息，这种信息并未做过多的语言上的界定，是存在很大的自由度，以及解读空间的（或误读空间），因此，从文字上做解释，只能是适度，恰当，不能过多。图注始终还是为图片服务的，如果反过来，图注与图片的重要想相当，那就说明图片是失败的，图注是对图片本身价值的一种否定。

1

月初，弟弟结婚，叔外公打来电话，说他们提前一天到。

说起叔外公来，他是我母亲那个家族里最有知识的，是60年代非常罕见的大学生（关于文革前的大学生，我记得小时候有个“女颠子”（疯婆娘），经常在我们附近几个村里讨饭，一进门就要洗脸洗澡，在大庭广众之下，浆浆洗洗地弄很久，成了远近闻名的笑话，人们在捉弄她的同时，都说她是解放后的大学生呢，现在想想，她变成这样，全是文革造的孽啊，那么不怕丑地当众洗澡，也许是为了“彻底洗心革面”吧）。印象中他说话平声静气，比乖戾的外公更亲切一些，因此有留了点期盼。

婚礼前一天，我们一家子前前后后忙碌着。我从隔壁家借东西回来，经过电视机房时，瞥见有陌生人坐在里面，心想是叔外公一家子，于是过去打招呼。上次见叔外公是09年年底，外婆过世时的葬礼上，为此我还拍了照片。这次见他老人家，显得更老了，叔外婆也是，走路已经有些蹒跚，眼神也变得浑浊，但当他们拉起我的手来，传递过来的却是热乎乎的温暖。旁边坐着中年女人，我想就是雯姨了。我大约十岁的时候，她来过我家看望还健在的姥姥，那时候她还是20岁不到的姑娘。我家下着雪，她带着我们兄弟俩在门前扫雪，隐约记得很清秀的模样。这回再见面，她已是40来岁了，我根本就认不出来了。我们几乎是陌生人相见。她比我印象中略黑而瘦，模样仍很秀静，只是经过了些许风霜，生活似乎出了点问题：只有一只眼睛正常，另外那只眼睛像被上帝调错了方向，被极不和谐地嵌在她脸上。仅有的那只眼睛显得深而沉默，修长鼻梁与两边的法令纹传递着生活的忧郁和坚强。我不敢和她对视，怕打扰了那难得的忧郁，只是热情地问好、寒暄，她亦友好地跟我打招呼，就像陌生人刚刚认识那样。好在叔外公外婆会问长问短，而坐在雯姨旁边的姨父，则比较开朗、随便，就像隔壁在生意场上跑来跑去的大叔。

不久叔外公就提出想去对面“角山背”的姥姥（叔外公和外公的母亲）墓前去一趟。于是就捎了两挂爆竹，由雯姨父开车，我带着他们来到山上的姥姥墓前。上一次来上墓是过年的时候，过了大半年，如今已是深秋，墓前的草木却都茂盛，附近的小花炮厂还在上班，人声喳喳，却愈发衬出了山坡里的宁静。我把爆竹摆在墓左边的油茶树底下，待他们走到墓前再点燃，于是噼里啪啦地一顿脆响。

那是一个有点清凉的午后，山中幽幽地有些小风，鞭炮的声音在平坦的山谷里，响得有些清脆，脆得使人魂颠神失。

叔外公、叔外婆、雯姨，三个人站成品字形，肃穆地向他母亲的墓鞠了三躬。“娘啊，隔了两年没来看您，对不住您啊。今天借着洪卫（我弟弟）的大喜之日，我带小雯来看您来了。自您过世之后，她都没来看望过您，望您在天之灵，能体谅我们，也请保佑我们大家平安健康。”叔外公喃喃地说着，然后良久沉默。

“20年了”，叔外婆颠声说，“娘啊，已经20年了，真快呀，一晃就过了。”

“我们也老了，过不了多久，可能也要来陪您老人家喽！”叔外公略带轻松地说。

然后又是良久的沉默，三人就那么站在墓前，沉默着。

我稍一转眼，就瞥见雯姨眼角含着眼泪，无言，躬身，风吹过她的头发，任其拂过面庞。

突然就有一种莫名的哀伤。

这是我遇到过的真正的哀伤——这种感情真的是自然流露出来，不是葬礼上那种为仪式而表现出来的。我看着这一家三口，寡言少语，声调平缓，一言一行都流露着认真和笃定。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那种纤弱与伤感，他们不像外公一家这么张扬，喧嚣。他们住在平江，浏阳以北，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县城，他们的家风也跟那个县城一样，低调，内敛，不紧不慢，从容不迫。叔外公毕竟是读了大学的，修养要比外公好，他的三个女儿，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就比较朴素、雅致。雯姨的眼泪，只是静静地淌在那沉静如蓝的眼眶中，并没有流下脸颊，但给我的震动却远胜于我妈的嚎啕大哭。我甚至觉得雯姨比我母亲更能贴近姥姥，虽然她跟姥姥之间，并不像我母亲跟姥姥之间那么亲密（母亲六岁以前都是姥姥带着，即使六岁后从衡山到了浏阳，也由姥姥带了很长一段时间）。叔外公、叔外婆，以及雯姨，于我而言，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存在，在我的成长记忆里他们只是偶尔的出现。但不知为何，他们竟然会那么肃穆地鞠躬，雯姨竟然会默默地流泪，而这，竟然令我如此感动。或许，只能怪这无声的秋天，怪这忧伤的季节。

总之，那个清幽的下午，山坡上的那一幕久久地印在我脑海里，以致于弟弟婚宴上的喜庆气氛，也没能冲淡那忧伤。也许，我们愈是成家立业，就愈衬出了生命的凋零与消逝。愈欢乐愈忧伤。于荒烟蔓草中，默默地鞠上的三躬，草木离离，人影疏疏，此情此景，竟让人感念万分。仿佛亘古无常中，蓦然瞥见了真正宝贵的那些瞬间，那些足以慰藉一生、心心念念的瞬间。

6

昨天开始，凉爽了半个月左右的天气，重新又开始燥热起来。只有到晚上，呼啦啦的过堂风吹着，皮肤像被自然里的某种东西抚摸着，轻柔而舒缓，这时心里才会宁静，才会恬然睡去。在折腾了几个月之后，我已没有什么劲头了，直到收到苏菲寄来的《Aira》。

我本来想买的，但苏菲坚持说要送我一本……好吧，我何德何能，竟能获得如此赠物，这让我特别诚惶诚恐。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苏菲每次总是很用心地包裹物品，用心地挑选包装纸、颜色、贴纸，加上手写的致谢签，一切显得极为轻柔、亲密，让我不忍心撕开那些封套，感觉像撕开一颗脆弱的心。

小册子显得格外安静。这份难得的安静感，也许来自封面上的图片，平静的大海，却暗潮涌动，“某些东西想得以表达，但词不答应”。整个小册子翻完，感觉滋润，再翻，感觉丰盈，然后细细读那文字（事实上，我总是先读文字，再看图，也许证明了我更在意文字，或者文字比图更能吸引我吧，又或者，文字更直接，图片却需要精神上有更多的领悟，而我没有那份领悟，我的感觉，只能在字里行间匍匐而行）。这小册子里所有的文字，都以信的形式出现，三封信，全是写给N的，那个“亲爱的N”，无数个N。像情书，也像是……嗯，还是情书，只能是情书：突然有个人向你诉说，像情人那样诉说。她居于未知名的远方，未知名的海岛，在那些未知名的时间里，大约是冬季吧，也可能是地中海的某个夏天，她“突然急切地想给你写信”，诉说某种未知名的想念，在你的内心，她居于某个未知名的位置，某个沉默的位置，你一直不知道的位置……所有的这些，暂且叫“N”吧，正如未知名的你我。

突然感觉像面对着一片大海，“潮汐好像阻止了什么，又好像促使了另一些发生”。

突然知道了，苏菲为什么要搬到海边了。

突然急切地想给你写信了。

也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小册子叫“空气·咏叹调”了。脑子里冒出来一个俗气的形容，“淡淡的思绪”，但实际上，有“另一些发生”。小册子的作者是陈思然，我不认识，也从未听说，出版人苏菲，交往倒是有一些时日，她大名鼎鼎，但也素未谋面。我只能通过小册子去感知背后的人。册子不深沉，不大气，也没有锋芒毕露，但它触及心灵，很动人（heart touching）——这非常重要。就像很多年前贾樟柯说的，一部作品的好坏，不在于思想或形式的伟大与否，而在于其情感是否真挚动人。

此前收过Dooling Jiang与侯颖的《根号》杂志，还有言由跟孙彦初的《Obsessed》，都有着这种感觉：极为用心，诚挚，而且很有力量感。《根号》比较理念化，思辨的东西多一些，像仰望星空的“诡辩者”；而《Obsessed》的力量主要来自孙彦初的摄影，粗粝、生猛，有些荒诞感；而《Aria》则舒缓多了，像情书，恋人絮语，无名的风……

翻完《Aria》，除了有些“淡淡的思绪”，还有的就是“突然急切地想给你写信”，想振作起来——虽然不知道振作些什么。我不知道苏菲的下一本是什么，可能会与《Aria》完全不同，也许……很期待。谢谢你们，陈思然、苏菲，还有言由、Dooling和侯颖，爱米和杨弘迅，谢谢你们的馈赠，让我内心丰富，诚惶诚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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